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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约有60年,而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与艰巨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有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近日召开的“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各地应更加积极地推动能源转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更精准地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降低碳强度是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我们应让2030年的峰值尽量低一点,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碳达峰不是‘攀高峰’,也不是‘冲高峰’,而是要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通过降低碳强度来达到碳达峰。”
在杜祥琬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以谋求经济增长,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实际上,当前我国钢铁、水泥总产量已占全世界的56%,总产量已经饱和,不需要再增长,因此应降低单位产量能耗。”
除此之外,杜祥琬还表示,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只减少高耗能产业是不够的,在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表示,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碳达峰只是一个拐点,目前大部分省份的能源消费拐点已经出现,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对此,李俊峰建议,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作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技术创新是重要抓手
在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能源依赖及消耗仍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碳中和?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看来,科技创新、市场积极性、政策及产业结构调整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朱民表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排碳过程。而技术,是这一变化背后的重大抓手和推力。
“以青海为例,目前,青海的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每度0.14元,青海光电通过高压电网输送到河南驻马店,其电价已低于驻马店当地的燃煤发电。”朱民认为,目前,我国光伏仍有技术提升空间,电解水制氢的降本技术还在突破中,氢燃料电池的降本增效也将为产业作出巨大贡献,加上我国的规模化发展优势,技术创新对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潜力巨大。
而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机遇。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至百亿元。
部分地区可率先实现碳中和
如何吸引能源低碳转型投资?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有回报。”在他看来,各地应做一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气候投融资的示范项目,有了好的示范项目、技术及商业模式,资金就会源源不断进去,形成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叶燕斐认为,在面对诸如海上发电成本较高的问题时,各地应适当调整终端电力价格,通过合理调配发电端、用电端的价格,建立更加完善的电力市场,激发整个产业能耗改造的巨大潜力。
李俊峰指出,全国要在2030年前碳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海南、深圳等地已经可以开始考虑碳中和的问题了。实现碳中和目标虽然还有40年,但若是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不在2040—2050年间率先实现,全国就无法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对此,李俊峰建议,地方政府在做能源研究、开发、规划时,就要同时部署一部分地区率先进入碳中和,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结合一些大型企业率先转型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也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地方实践尤为重要,需要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努力。应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以及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同时精确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影响,支持地方能力建设,加强指导和帮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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