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和“碳中和经济分析”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到来之前的达沃斯小镇，新闻中频现的“暖冬”和屋檐上正在融化的薄雪，贴切地呼应了彼时全球政策制定者热议的主线议程：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如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整个世界2020年的关键词会是——气候变化。

气候危机早已到来。2019年，当人类面对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格陵兰岛一天融化125亿吨冰的严峻现实时，全球的中央银行家也意识到，将气候变化纳入金融和货币政策框架，已是箭在弦上。在这一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秋季年会上，最火热的一场辩论议题即是“气候变化中的金融和货币政策”。

而在此前的2018年，第5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耶鲁大学构建了气候经济学定量模型的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教授，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宣称，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有人说，当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中央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不约而同聚焦同一议题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威胁已迫在眉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人类只剩十年左右的时间，将目前的碳排放削减一半，才能将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1.5℃以内。若像巴黎协定拟定的升温2℃，会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

毋庸置疑，亡羊补牢、采取行动已经刻不容缓。此时，最重要的问题即是，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分析范式、计量体系、机制设计和政策框架来采取行动，才可能实现最优效果，避免最坏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十多年之前，中国的一位政策制定者、中央银行家、经济学家就已经提出了一套思考碳减排经济分析的完整模型和政策框架。这些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深化积淀，演化出更多参数和应用场景，并在近期和最高决策收敛于同一方向。

1.气候政策：“中国式”演变

熟悉中国政策制定的局内人都清楚，无懈可击的分析框架和模型、清晰的事实以及并不难理解的道理未必能即刻推动政策变迁，贻误时机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国的气候政策变迁亦是如此。

中国2009年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发生的故事令知情者印象深刻。当时的主导思想、立场、文件，跟现在相比显然有本质不同和巨大差异。当时很多的考虑是担心发达国家利用碳排放来抑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承诺的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也没有真正兑现，因此，阴谋论的思路很容易盛行。

应当说，污染物和PM2.5推动了中国国内环境政策思维的转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又逐步转向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并认真考虑自身的角色和责任。特别是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强调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以来，思路的转变已经非常清晰。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时任行长周小川治下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内，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绿色金融的定义、激励机制和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规划和风险监控措施；2017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浙江、广东、新疆、贵州、江西五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国际上，在2016年中国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人民银行在周小川的领导下，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议题，并发起成立了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主持、联合国环境署担任秘书处的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2016~2018年，研究小组连续三年完成《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有关政策建议纳入G20峰会成果，有力地推动形成了发展绿色金融的国际共识。2017年底，人民银行又与法国央行、荷兰央行、德国央行、瑞典金融监管局、英格兰银行、墨西哥央行、新加坡金管局等8家机构共同成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几年来队伍不断壮大，近期成员已达75家。

时至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 碳市场：总量、价格和激励机制

国家大政目标已定，然而，围绕落地政策的设计却远未清晰，也不乏混乱思维、明显误区和“刻意空白”。由此才能理解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近来在多个场合大声疾呼背后的“拳拳之心”。

例如，中国提出的“30·60”目标明确，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但排放总量究竟是多少，并不清晰，各家分歧也不小。周小川在《碳中和经济分析》这本书中分析道，这可能会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继续不使用绝对量指标，可以数字上“打太极拳”，特别是打给外国人看；二是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基础数据工作没做好，没办法拿出一致且可信的数据，并依此进行计量和规划。

周小川强调，总量目标非常重要，首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工作中，需要很多微观的数量化指标和数据基础，但确定微观数量化指标的前提就是要有总量目标。

其次，碳目标实现需要依靠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也要在总量目标清晰的基础上才能被计算、设置和完善。

此外，从价格形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总量与价格之间是对偶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总量控制，价格形成会有问题。

当然，在分解总量的路径上，也一直存在争论，争论反映了宏观政策思维方式的取向：第一种思路是用行政办法分解任务；第二种思路是人民银行、金融界主张通过配额和市场交易机制，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和财力配置。

周小川认为，当前全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地球村，在大气层中并不能分出温室气体是哪个行业排放的，每一吨二氧化碳对人类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一样的，消化或者减少每一吨二氧化碳所需要的综合代价（而不是边际代价）也应当是一样的，因此碳价应该是同一个价格。至于各个行业的绿色溢价可能不一样，即期的边际效应不同，可以通过不同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安排来实现不同的激励机制。

此外，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还不够统一，存在分割，各市场碳价格不一致，也给定价带来很多问题。要实现碳价格一致，既要总量目标清晰，也需要各个碳市场实现联通和统一。

周小川还特别强调，今后几十年，实现碳排放目标将主要依靠投资来促进新能源供给和提升节能、低碳的使用。因此，对于投资的激励就至关重要。对投资的激励应当通过配额交易或者碳税来获取并体现回报，也就是说碳排放多的主体应该交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减排投资，特别是重点行业、企业，通过碳配额交易或碳税来承担责任并支持大规模的减排投资。此外，还须引导跨期投资来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碳市场在这方面给出投资信号，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

3. 碳税VS碳市场

关于碳的减排，优先选择碳税还是碳交易市场，国际和国内都存在不同主张。周小川认为，碳税往往集中在财政手里，而财政能否将其进行最优配置并不容易；此外当前许多国家财政都面临着高债务、高赤字，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赤字和债务已经非常高，碳税所提供的资金是否能够全部用于碳减排、碳吸收等环节，是要打个问号的。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上百个主权国家，税收是各国自己主权内的事务，税基怎么定，税率是多少，国际上也很难进行协调，难以确定一致的做法。

周小川明确指出，与碳税相比，碳市场的定价功能更加有效，即便采用碳税，碳税的税率也应参照碳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在他看来，碳市场本质上是一个金融市场，需要资金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在投资和投资见到最终效果期间，有很多风险，需要利用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全过程的各种风险。碳市场的跨期产品，就是要用未来的碳配额收入以及未来碳配额的期货价格，通过金融市场转变成当前的投资，即用未来的碳减排或碳沉降所能够拿到的收入来支持当期的投资。

此外，从碳市场的角度看，还需关注结构和重点。周小川强调，要把“排放大头”抓住。最大头是电力行业，有人测算，到2060年电力占比将达70%甚至更高。电力行业如果没抓好，再怎么抓其他行业，碳减排最终目标也难以完成。此外，重视发电行业减排，需要削减煤炭。中国对煤炭的依赖率太高，削减化石能源，首先就是要削减煤炭。

4.“碳全球观”：“边境税”和连通市场

作为一位全球范围内的statesman（政治家）,周小川一直都是国际舞台上的“意见明星”。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他一如既往展现出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超前洞见。

关于跨国界领域的排放问题，周小川指出，二氧化碳升到空中以后，理论上就已经分不清国界了。从目前全球治理仍然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结构来看，也只有要求各个国家控制好自己的碳排放，这样全球才能实现碳中和。但也必须看到，存在一些明显超过国界的碳排放，特别典型的就是国际航线的飞机、国际贸易的海运，虽然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是太大，但是未来要实现全球碳中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在全球语境下，更难权衡的是，在碳减排过程中生产和生活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可能影响产出竞争力以及供需关系，有可能因为通货膨胀过高造成经济衰退，所以需要把握好碳减排的进度，把握好创造GDP流量需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点。如果全球能共同切换能源结构，则相对竞争力的变化是不显著的。如果不同步，就会产生各种顾虑，有人会测算碳脚印（Carbon Footprint），并主张据此征收“边境调节税”。对此，周小川认为，若真要征收“边境调节税”，应要求西方国家把征收边境调节税的所有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发展中出口国家的负值碳配额，支持发展中国家或者具体出口国的减排。

周小川还创新地提出“全球碳市场连通机制”。他认为，可以学习中国金融市场的做法，建立类似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中德D股通，把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碳市场进行市场可控的连通。形象地说，相当于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是一个盛水的大容器，各大容器的水位可能不一样，但如果这些容器下面都用一些小管子加以连接，就有助于它们间的水位趋同。起步阶段，可以允许发展中国家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负值碳配额拿到欧洲碳市场去卖，这对于未来碳市场定价的合理性有帮助，对新兴市场也有颇多益处。

5.“碳减排经济学”: 有配额的一般均衡

前文述及，诺奖得主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定量模型（IAMs）包含碳循环（二氧化碳浓度）、气候（全球气温）、经济增长三大相互作用的模块。其最大突破在于简化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部分，建立起将气候和经济问题一道分析的框架，并最终被政策制定者理解和运用。如果说诺德豪斯模型运用的是交叉学科研究办法，那么，“碳中和”模型的缔造者周小川运用的则是数学规划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

2008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作了“碳减排经济分析” 的学术讲座。他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和灵感思维提出了“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一般认为，配额是非市场经济的做法，难以被纳入一般均衡模型（GE, General Equilibrium）。周小川提出，可以采用不等式约束条件下求解非线性规划的库恩-塔克定理来求证GE模型和RP（Recursive Programming，递推优化）模型的等价性，即追求特定目标最优化的经济思维与一般均衡的技术思维是一致、等价的。

这意味着看似不同的经济思维可以殊途同归，最终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在某一组约束条件下追求经济增长或经济福利最大化的优化思维而言，优化的过程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影子价格回置到目标函数，并维持所有稀缺经济资源的供求均衡。

在一个优化模型中，将碳排放作为一种约束加入约束条件集合是相对容易的，在概念上也易于理解。在RP模型中增加碳排放的附加约束条件下，生产不能像以前那么充分，这会导致GDP有所减少，结构优化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可以设立一个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用以反映边际排放量对GDP的负贡献率，或边际减排量（含碳沉降或碳汇）对GDP的正贡献率，这也是完备碳市场条件下的碳配额交易价格。在配额总量约束下，如果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即价格体系会有所移动，但仍是由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仍可运行。

按RP模型的概念来推导，可知碳市场价格及其所导致的配置是一种最优配置。言外之意是，如果配额价格及分配不由市场来决定，包括总量约束不清晰，则会对市场经济基本框架产生若干未知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其他控制碳排放的管理方式可能劣于最优配置。

6. 投资新技术：需要“参数”引导和激励

也是在2008年，周小川在《财经》年会上作了“扩大内需、升级换代、关注气候、支持减排”的演讲，在国内金融界最早表态主张设置碳排放配额、发展碳市场。他还特别强调技术，提倡业界大力尝试CCS（碳捕获与存储）等新技术。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中国对煤炭的使用比例非常高，如继续使用一定量的煤炭来发电，就要对电厂排放的碳进行捕获并存储到地下，因此，CCS是一项非常值得关注的技术。

将技术以及对新技术的投资纳入政策框架，一直是周小川的理念和分析范式。他提出，实现“30·60”目标，前半期着重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碳减排；到了后半期，对于已经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和正在加快的全球变暖，需要更多的创新，可能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碳捕获和碳沉降上，这样才可能在2060年实现净额为零的碳中和。

他指出，在碳减排和碳中和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创新技术。而创新技术往往在早期并不成熟，在工艺上也没有进入实用阶段，这时就更需要加大对创新的激励，其中尤其需要为众多的参与者提供可测算、可做计划的参数，从而给出预估的实效，而激励机制也是投资评估和回收的主要参数。他还强调，须通过金融的跨期投资工具来推进碳减排，替代高碳排放的活动。碳市场的衍生产品，如碳期货、碳远期等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

“30·60”目标的提出，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迈向绿色转型、实现绿色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但同时也意味着面前的任务极其艰巨。这一任务的如期完成，要求国内战略落实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实事求是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厘清数据、研判当下和未来，以系统最优化和创新的设计建立实施框架，扎扎实实推进落实。同时，也需要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和公众达成共识，在减排路径、方法、融资等具体层面形成合力。最后，在地球村的语境下，还需要全球各国摈弃“以邻为壑”思维，以“联通市场”的“全球观”分担责任，共同担当，为后代留下“绿色地球”和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