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碳中和”的企业家五问

如果说我国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明确的基调，那么可以说碳中和目标为下一个五十年贴上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注脚——调和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企业家是市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下一个五十年的经济转型，寄托于企业家观念的转型，第一波浪头正在赶来的路上，碳中和的企业家“五问”，希望能够为企业家做观念上的准备提供一些参考。

Question1：何谓“碳排放权交易”？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从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维度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更是成为诸多重大气候灾难的主因，冲击经济社会发展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影响的周期也来越长。降低碳排放是人类能够扭转气候变暖趋势的少数切入点之一。

1997年，全球多个国家签订《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义务。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将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加入开启全球碳减排运动的新进程。

而“碳排放权交易”是中国实现国际义务承诺的机制设计。2021年6月，参照欧洲EU-ETS交易市场建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运营，标志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进入实操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碳减排”运动进入落地阶段。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机制安排，将形成一系列传导作用，引导企业行为的转变。

Question2：为什么是碳交易而不是碳税？

答：要激励配合管制，不要纯管制

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在本质上相同，都是要求碳排放行为者支付成本，刺激节能减排，降低经济行为的碳排放外部性影响，但两者之间又有鲜明的差异。

征收碳税具有强制性意味，是一种较为粗放的外部性控制手段，税率过低则无法有效的实现减排目标，税率过高更是会打击企业的市场信心、抑制经济活力。总言之，碳税机制的安排管制大于激励，影响的更多的是企业的短期行为，对长期视角的经济转型助益甚微，也容易带来经济模式或者结构上不健康的扭曲。而“碳排放权”交易的语境是市场，是一种基于排放总量控制逻辑的自发商业行为。限定碳排放的总量，一定程度上是赋予了“碳排放权”稀缺性，而排放量的衡量与价格的制定，则使其具有流通属性，同时又使减排具备经济价值，将碳减排行为从一种公益性质的社会责任转变成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

国际经验上，除了2005年建成的欧洲EU-ETS交易市场外，追溯到更早的1974年，美国就曾基于1968年戴尔斯提出的排污权交易理论，开始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以试验循环经济转型措施中，市场机制的有效利用场景。

“排污权交易”机制同样赋予排污权以资源属性，将公益性质的减排行为转变成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有效的激励了企业环保生产转型，美国“排污权交易”制度采用容量结余政策、补偿政策、总量控制政策及排放信用存储政策为四项标志性的创新政策，对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设计与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容量结余：也称净额制，即分配给有关企业一定总量的排污权，各个分厂可以换用或轮流使用。

补偿政策：对某一行业中新加入企业提出了一定的准入条件，新进入该行业的企业必须按规定为已有的排污企业安置一定的排污装置作为其增加排污量的补偿。

总量控制：在不超过排放总量指标的前提下，允许各污染源对排污量进行相互调剂，从而达到控制污染总量的目的。

排放信用存储：允许企业对标准排放量与实际排放量之间的差额进行存储和交易，形成一种排放权间接交易的机制，例如芝加哥1979年建立的市级排污额存储交易机制，即某企业可以从“银行”中购买排污额度，但必须补偿其购买额30%的金额，另外还必须进行相关的环保工程建设。

在我国现行交易体制下，国家为企业设定免费排放配额，企业也可以通过竞拍形式获得碳排放配额，实际排放认定后的结余配额可以流入市场进行交易，碳排放权的价格因供需关系的变化而波动。总而言之，相较于碳税的征收，“碳排放权”交易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是一个激励与管制并举的过程。

Question3：碳交易机制从何推动经济转型？

答：市场机制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机组合

碳税机制与碳交易机制的利弊分析，已经一定程度上的解释了碳交易机制的经济目的——从根本上引导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企业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我们可以认为，碳交易的经济目的在于转变微观层面上企业的行为方式。

企业家才能是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获取资源、组合资源、利用资源直至创造经济价值。过去，资源在企业之中的路径是单向的，取得、加工、出售，中间形成的污染物、气体、热能等被视为无价值的废弃物，需要花费成本去处理它。换言之，在政府管制下，环保减排行为在企业家的决策序列中算得上“登堂”，但还远未“入室”。

未来，同样在获取资源、组合资源、利用资源、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思维模式之中，碳排放权成为了可以用来被取得、被组合、被利用来创造经济价值的资源，使碳减排这件事情在企业家的大脑中得以“登堂入室”。

此外，总量控制使碳排放权具备“稀缺性”，市场交易机制能够发现其价格，和其他稀缺资源一样，量可以衡量、价值可以衡量，将使碳排放权也拥有能够在企业决策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通用语言”。

总而言之，好的市场环境将最大程度的发挥企业家才能，实现在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与组织方面创新，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和“排污权交易”的传导机制类似，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如果能够顺利运行，碳排放权资源将成为企业家经济资源组合中的重要支点，在微观层面上创新出一个又一个的“低碳商业模式”。

进一步的，市场机制如若运行有效，“低碳商业模式”将相对传统商业模式有更强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看不见的手”将推动来不及变革的生产组织淘汰，从而有秩序的改变整体面貌。

Question4：碳交易的影响将如何到来？

答：中观层面能源行业首当其冲，微观层面利润关键标尺

按照2020年12月末发布的《纳入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以及欧盟成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发展历程。我国将以高碳排放量的发电、能源、石化、建材行业为切入口，率先对能源即高耗能行业进行调整，后期将逐步引入有色、造纸及航空交通行业，直至影响消费品行业。

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碳交易机制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都是成本上升，成本上升终会传导到消费市场。

首先是购买碳排放权支付的对价，所带来的增量成本。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企业通过交易获得的碳排放配额被认定为“碳排放权”资产，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摊销进入产品成本。

其次是企业应对碳交易机制所必须的软成本。按照现有交易试点履约规则，重点排放企业需要承担因碳交易产生的额外费用，包括碳排放量统计、核算、报送、聘请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配额账户管理以及企业合规流程所产生的费用。此外还包括配套的管理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都可能成为增量的成本支出项目。

再次，是在理性的决策下，生产过程改进所需要的成本，可能由转变能源、产线改造等行为而产生。

对成本的影响将或多或少传导到商品交易的市场，应对策略的经济性或多或少的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致使减排潜力较低的高碳产品被逐步替代，实现不同行业内低端产能企业的清退。涵盖了减排目标的商业创新能力也将成为企业在占得优势的重要能力之一。

逐利是企业存在的显然目标，在面对生产成本升高的情况，以利润为标尺，可以选择成本承担维持原状，或者产线升级、产品优化、业务组合调整，乃至彻底转换赛道等策略。无论是哪一种应对策略，都会带来相应的碳减排成本，企业所能做的努力，是选择最经济的策略，这也是碳交易机制的目的所在。

Question5：企业家需要做哪方面思想准备

答：3R理念和价值循环，观念上的先行转变

“碳排放权”交易所形成的新竞争市场，需企业家在运营思路上进行转变，逐步从“单一资源利用型”转向“循环经济模式”，将价值链延伸为价值闭环，并将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以及“再循环-Recycle”）融入到经营发展理念中，将“循环经济”思维方式嵌入到战略选择、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准备与调整。具体到生产过程中，技术升级、寻求产业链上耦合节点企业的并购或合作，都是实现价值循环的可选方案。其中技术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是对“碳减排”直接影响、产业链并不复杂的企业的较优选择，但对技术资源的需求更高。而对于规模大、多元化、生产资料涉及高碳产品的企业，则需因地制宜、系统考虑，提前谋划循环经济模式转型。无论哪一种类型，“经济性”都是转型方案决策的核心原则。

结语

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以及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国际责任承诺，预示着中国企业进行碳减排以及碳处理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眼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结束八年试点，即将投入正式运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加速了各地政策的出台和落地，但借鉴国际发展经验，中国刚刚走上加速转型的道路，市场机制的运作、配套政策的落地都仍在摸索之中。虽然第一波浪头还在来的路上，但转型之决心已坚，新一代企业家需未雨绸缪，转变观念以备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