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卫：实现碳减排目标 要在激励约束机制上下功夫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就我国若干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会议特别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要科学考核，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我们对此要深刻领会。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刚刚摆脱了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还有待提高。总体来说，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在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的情况下，力争按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相当繁重。

当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碳达峰行动计划，这其中，改革能源获取和利用方式，大力发展新能源、绿色清洁能源，加快传统产业部门的绿色化、低碳化改造，推动其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当然是重中之重，是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关键之举。但也要清醒看到，要打好碳达峰碳中和这场持久战，要把碳减排真正纳入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还需要增强战略的韧性，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尽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要尽快形成并不断完善

碳达峰、碳中和的评价体系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可持续发展已明确的17项目标和169项分目标的指标体系，当前国际社会关于减碳的目标还比较宏观、原则和概念化。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和城乡差距大，产业分布和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实现双碳目标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估量。我国有强大的制度和政治优势，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可以指挥这场雄浑交响乐的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由现在的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也正是要求我们抓住这一战略的“机枢”。

当前，我们在考核上还缺乏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碳汇等经济指标和准确数据，这就无法对全国各地区的环境容量做准确判断，也无法对各地各部门的排放总量、强度控制情况进行科学安排与考量。

此外，我国已经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关于控制氢氟碳化物等非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指标也应逐步建立起来。按照中央提出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要求，还可以在指标设置上尝试增加能进行横向、纵向比较的内容，比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下降率、人均碳汇增长量（率）等。

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的利益诱导机制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调整政策和推进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这一指导思想对用“一刀切”的办法解决产业低碳、绿色转型的做法，提出了重要的警示。

发展方式的转变，落实到产业部门，需要特定技术、标准、工艺、参数、规范、流程、模式、设计等一系列的修订，需要产业组织、供应链、产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重大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非常重视自己转型发展的效率和成本，这是它的生命线。各级政府也面临就业和税源稳定问题。因而，建立起以激励为主、约束为辅的利益诱导机制，调动方方面面减污降碳的积极性非常重要。

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税收、信贷、碳交易政策，但力度还要更大些。当年我们在淘汰落后发电能力时，设计了一套“上大压小”的政策，运用发电上网节能调度、发电指标交易、电厂装机容量跨区域置换、就业跨企安置等一系列办法，调动了中央部门、地方和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高耗能小容量的落后电厂几年之内基本淘汰。这种做法，对现在的一些行业的低碳绿色转型仍有参考价值，如发展短流程炼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建设、高耗能产业集中区域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给其设计出有利于转换的动力机制，就可能产生事半功倍之效。

加快、加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体系日益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绿色产品创新体系建设都在持续推进。

根据2020年1季度的数据，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10.46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1位。贴标绿色债券发行量2019年已达到3862亿人民币的规模，实现连年高速增长。这些都彰显了中国金融部门支持绿色发展的绩效。

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已成为许多绿色金融议题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最近，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央行又强调了对市场主体实现绿色发展的支持，将适时向金融机构发放第一批碳减排支持工具，同时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贷款，重点支持可带来显著减排效应的行业启动绿色转型发展。这些措施，使市场很受鼓舞。

我认为，在实施过程中，对看准的项目要早下决心，特别是中央提出的基于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情，对技术成熟、先进煤碳清洁高效利用项目，要让其在贷款上“解渴”，有关部门也要在产业、技术政策上给予指导。同时，中央已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消费总量控制，因而在配置指标上也要给予支持。

另外，国际金融界有针对可持续性项目投融资的信贷准则，即“赤道原则”。它有助于量化绿色发展项目融资过程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我国已有4家银行宣布采纳这一原则，金融部门自身也有绿色低碳转型问题，相信随着绿色低碳资产比重加大，会有更多银行活跃在这一“原则”体系之中。

今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已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我国金融部门应更积极地紧跟步伐，把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优势和国际影响力发挥出来。

建立起有利于碳减排的

“微循环”体系和机制

我国的生态体系是由许多大循环系统和众多微循环单元构建起来的，我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实际上就是将我们长期形成的与自然生态环境对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向生态环境友好型转变的过程。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抓大，也要抓小。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除工业部门外，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交通系统、建筑物、居民生活区等都是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如果这其中的每一个单元，都能形成绿色低碳的微循环，“双碳”目标就比较容易实现。

现在国外有些城市在做“零碳城市”、“零碳社区”的尝试，国内的广州知识城集团、深石公司等也在开展这方面的探索，这都应该引起重视。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信息系统，也有一些城市在推进城市更新，更多的城市在搞老旧小区改造，有关部门应与社会各方面合作，尽快研究制定智慧城市、低碳城市、零碳小区的标准，创新城市设计、运营、管理，以动员和吸纳更多的城乡居民自觉融入到这一伟大的进程中来。

如有人提出在社区改造时，建立分布式能源和碳汇系统；在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时，设计出利用电梯下降势能发电，还有利用社区运动锻炼设施发电等创意。我最近参加了一家江苏公司开发的社区厨余垃圾循环利用的论证会，我认为，这些设施和行动都是有益的。

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亿万人从社区开始参加到低碳绿色行动中来，必然会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国现在有一些低碳城市、矿山城市、循环经济园区、绿色低碳产业示范区等试点，国家可以继续给这些试点赋能并增加试验探索任务，调动其大胆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用微循环系统的构建，推动低碳、绿色大生态系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