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战略纠偏： 坚守能源安全底线，先立后破

“双碳”战略的实施正在影响全球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将改写历史的轨迹与航程。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技术创新、资本入局、法制进步、意识觉醒、生产生活理念创新等都将在这个绿色转型中纷至沓来。

能源是碳排放的主阵地。在“双碳”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产业在2021年进入转角，一场能源系统变革也在这一年启动。同时，“双碳”战略研讨、方案设计、试错纠偏贯穿2021年全年。

对“双碳”战略的纠偏，基于经济稳增长与能源保供的客观需求，是在稳与变之间的再平衡；是对“双碳”战略执行过程中“一刀切”行为的修正，以能源安全保供作为前置条件，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支撑。

安全降碳

“双碳”战略不能搞“碳冲锋”

自“双碳”战略提出以来，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制定顶层设计方案，各地区、行业企业均制定相关方案，“1+N”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同时，一些地方和行业采取“运动式减碳”的方案，一刀切控制能源消费，严控新增煤炭产能，不切实际压减煤炭生产和消费。这一系列极端行为的后果是煤炭供应不足、煤炭价格飙升、火电企业亏损、多地拉闸限电，能源电力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基于此，2021年内国家层面的纠偏、纠错未有停止。2021年5月27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提出要尊重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工作节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先立后破，安全降碳是“双碳”战略坚守的底线。所谓先立后破，即“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此为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做出的决策，强调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要稳妥有序，实现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保供。

这场为时不久的“运动式”减碳，带来了超乎预期的破坏力。为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单边去煤、减煤行动也被迅速叫停。决策层也意识到，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能源转型绝非一日之功，它是一个缓慢和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清洁能源还未能承担大任的情况下，还需要“继续发挥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煤电的调峰和兜底保供作用”（引自2021年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煤炭、煤电重新正名。在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之间的博弈中，煤炭、煤电在2021年的能源危机中小胜一筹。从能源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出发，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本是唇齿相依、互为支撑，煤炭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也将是新的产业形态。

从稳定经济增长的维度看，“双碳”战略的实施需要兼顾经济增长的需求。能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在2020-2035年实现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小康水平）向2万美元（中等发达水平）跨越。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我国面临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对高碳发展路径依赖惯性大等困难。碳中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引擎，需要开创一条兼具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

价值重估

煤炭、煤电兜底，新能源重在消纳

在经济增长需求、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牵引下，我国经济发展短期内很难摆脱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清洁能源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但煤炭、煤电依然不能缺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经历2021年的能源供应链波动后，煤炭、煤电的战略地位重新得到首肯，资产价值正在不断重估。从政策导向看，清洁高效利用是以煤炭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最终归宿。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2021年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现代化进程仍需化石能源。实现碳中和不是简单地去化石能源，应重视发展少碳技术、用碳技术、无碳技术，来实现碳减排、碳捕捉、碳利用，采用无碳排放能源。

煤炭的清洁利用需要从燃料向原料转变。其中，现代煤化工是煤炭清洁利用的方向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这为煤炭利用清洁化创造了新条件。

所谓“原料用能”主要针对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产业领域，生产过程中原料转化为化工品，仅有少部分二氧化碳排放。在重新定义原料用能归属后，一方面可以缓解煤化工等行业用能压力，降低碳排放成本；另一方面可有利于大宗化工品供应链稳定，防止出现产品价格大涨大落。

与此同时，煤电机组将从电量型电源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在完善的兜底价格机制和辅助服务机制下，煤电仍然可以获得高含金量的经济收益。

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增加消纳能力”是电力系统的新使命；政策并明确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为新能源装机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可以预见，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国内新能源装机仍将保持高速增长，风电、光伏年均新增装机预计在8000-1000万千瓦。但在波动性、间歇性的特性下，新能源行业需要完善的储能、灵活性煤电、可中断负荷等调节资源，并对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安全可靠性提出新的要求。

考核机制纠偏

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进一步鼓励终端用能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替代。

尽管能源活动排放CO2占比在90%左右，但能耗“双控”和碳排放“双控”并不能划等号。能源“双控”在执行上更加直接、简便，存在“简单层层分解”的问题，也并没有反映不同能源品种单位能耗排放强度的差异。将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能实现能源“双控”与能源结构调整的双重目标，控排手段更加高效。

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并对各省能耗双控形势进行了分析预警。受此影响，国内硅料等原材料生产受限，价格大幅上涨，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影响。

可以预见，考核机制调整后，对于用能企业而言，一是，企业不会单一受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企业可以根据碳排放情况自主决策进行生产；二是，碳排放考核将进一步推动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完善；三是，考核制度上的调整，将鼓励企业最大化利用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全社会低碳的效益进一步被放大。

此外，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碳排放强度高低也代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减污降碳能力越强，发展的空间越大，相关支持政策力度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