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真”与“假”

对于碳中和，有些基本问题还是要分清的，有些假问题常常冒出来干扰真问题的分析。以下是笔者结合近期遇到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1.碳中和与能源供给安全，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今天大力搞双碳，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去石油化，减少石油对外依赖”。“石油化”和“去石油化”是创新出的名词，也没有见到具体解释，可能是想说“减少石油消费量”。有人认为，中国“去石油化”的理由是因为“三桶油不能满足石油供给”。到目前为止，笔者也未感到石油不够用，或见到此类现象发生。笔者理解这些人所提的“供给”应该是指“国内生产”，与“国际进口”相对应。按照这个逻辑梳理下去，“去石油化”的目的是通过减少石油需求，进而减少石油国际进口量，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

正是基于此逻辑，有些人进而提出，“我们搞碳中和，内在的一定要以减少石油需求降低石油依赖为最紧迫的追求”。“最紧迫的”肯定是指近期或眼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石油断供风险，属于能源安全议题。将应对境外石油进口随时可发生的断供风险，作为我国碳中和这个长期战略的内在要求，暴露出用长远战略思维解决小概率石油断供风险问题的逻辑。这完全混乱了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概念与关系。

我们用碳中和这项长期战略工作，付出如此高的转型代价，去解决战时石油断供这类小概率风险，是否合适？换句话说，碳中和与能源供给安全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碳中和主要针对和平时期的常态，能源供给安全针对的是战时或准战时的油气进口被断供这类非常态小概率的事件（参考“先思录”发表的《将“能源替代”上升为“能源备份”国家战略》）。而碳中和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联合国都承认和积极推动的人类对“地球村”的关爱活动。将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个情境下去分析，总觉得不是一类问题。毕竟，真要是发生进口能源断供的话，估计也没有人会考虑什么减碳不减碳了，“不管粗粮细粮，先吃饱肚子，有了气力再说”。

2.石油与煤炭，谁先谁后？

石油既是燃料，也是重要的原材料。笔者认为，分析和讨论碳中和，要分清石油作为燃料与作为原材料的差异性。对于石油而言，对其燃料功能的替代，易于对原材料功能的替代。人类在未能找到石油在化工领域原材料的非碳基替代品之前，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物理脱碳的。而这点又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人类就是碳氢体，让人类切断与碳的联系是多么多么地“不可想象，甚至是不道德”。

由生产、炼化、储运、使用等各环节组成石油体系封闭性相对较强，使用边界清晰，主要用于液态燃料和化工原料。基本上，石油与煤炭之间属于弱替代关系，是两个独立性非常强的能源品种体系，各自运行，根本不存在先谁后谁的问题。非要有个先后的话，从对碳排放贡献度角度看，先对贡献度最大的“开刀”更合逻辑。

前文已经提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88%与化石燃料燃烧有关。根据王庆一先生编著的《2020能源数据》，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是煤炭57.7%、石油19.6%、天然气8.3%，石油占比小于煤炭。在排放效果上，根据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石油、天然气的CO2 排放系数分别为是煤炭的0.818和0.593倍。可见，中国应该优先去考虑煤碳，稳妥考虑油气，才可能在初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毕竟，主要作为燃料的煤炭，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而主要作为原材料的油气，具有更强的不可替代性，需要技术、工艺、流程与资本等多方要素的更强的协同与创新，“骨头太硬，现在的刀还不够硬，需要慢慢来”。

3.能源生产单位与使用单位，谁是去碳工作的主体与方向？

抓着能源生产单位搞去碳，是抓错了主体抓错了方向了吗？

在理解了双碳工作与能耗双控的区别和联系后，很容易发现该句话所表达的观点机械性与片面性。

在双碳工作中，能源生产单位和能源使用单位发挥什么作用？笔者认为，后者决定能源需求量规模，在减少不合理用能上作用重大；前者决定供给，包括供给能力及上游能源来源（煤气油风光水核等时间、空间组合）。

能源使用单位在决定用能的物理碳排放水平（不包含通过碳汇或购买配额等实现的碳排放抵消）上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很少直接燃烧碳了。能源系统碳排放规模更多是由能源生产端决定的。即使是能源使用单位非要点“全绿能源套餐”，也是需要能源生产单位通过资源开发转化，有时也需要再配合一些金融手段来实现。因此，双碳工作需要能源生产单位与能源使用单位两头都要抓，协同起来才可以，忽视任何一头，都不会取得好效果。在此方面，可参考“先思录”发表的《换个角度理解我国的“减碳承诺”》。

4.“碳排放的增加”是反映经济总量增加的重要指标吗？

有人认为，碳排放的增加是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为抑制碳排放的增加，很容易造成直接抑制了经济活动量的增加，直接抑制了经济活动。这种观点是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博物馆”级别观点。

拿碳排放作为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重要指标，应该指的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情况，资源驱动的社会，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紧密耦合。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同时，欧美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经济逐渐与能源消耗脱钩，碳排放量实现达峰并出现下降，也证明了碳排放作为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局限性与不科学性。现在是一个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的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化严重，而不是传统的资源驱动的社会。一度电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是不同的。“先思录”发表过《从“1度电的价值”说起》，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对于正处于新发展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拿碳排放的增加作为反映经济总量增长的重要指标，基本上属于还没有认清当前由传统工业时代向数字信息时代转型的时代大背景，没有真正领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落伍了，该进“博物馆”了。

从专业的角度看，碳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间，至少还需要能源消费总量、能源结构（煤气油风光水核等比例）作为链接。经济规模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同时能源结构清洁水平更快提高的话，碳排放总量也会降低的。这不就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吗？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吗？

希望我们在讨论碳中和这类严谨问题时，回归到尊重常识，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严谨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