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疆：煤炭暴利问题刍议

近日有关部门专题研讨如何界定煤炭企业哄抬价格、谋取暴利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煤炭、火电领域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电煤-煤电环节基本形成多对多、高集中度对高集中度、高国资国企比重对高国资国企比重的市场格局，辅以动力煤长协双轨机制，各方面信息相对公开可比，双方企业长期协作、行为总体自律，煤炭暴利的空间是有限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电联新媒”作者：吴疆）

但在2008-2012年以及2021年，中国均出现了典型且类似的煤炭暴利事件，并由此引发电荒造成巨大社会损失与影响，有必要从观念上、从体制上进行检讨，以利于合理判断与应对。

煤炭暴利的不正常性

2008年电荒之前正常年份的2003-2007五年，电煤年均价格为400元/吨，煤炭行业年均利润553亿元；而2008-2012电荒五年，电煤年均价格723元/吨，煤炭行业年均利润3179亿元，平均每年利润跳增2626亿元，五年累计额外获利显著超过10000亿规模，相当于对每一个中国人凭空收了700多元资源税。

2021年电荒之前正常年份的2017-2020四年，电煤年均价格591元/吨，煤炭行业年均利润2725亿元；而2021电荒仅仅1-10月，电煤平均价格已达1049元/吨，煤炭行业全年利润预计5000-6000亿元，当年额外获利大约3000亿元，向全国人民“收税”的历史即将重演。

由此，短期+巨额的利润跳增，煤炭暴利具有显著的不正常性。

煤炭暴利的不合理性

2008-2012电荒五年，煤价走势在《中国式电荒的演进与应对》一书中被描述为“煤价跟着油气走，国内跟着国外走”，在“BP能源统计”中所记录的过山车数据，则显示煤价上升或下降均非源自成本的巨幅增减，而更多是金融属性的凸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从全球过热到被迫去库存，中国四大高耗能产业用电量占比骤降5个以上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甚至出现月度负增长、用煤需求亦大幅萎缩，但煤价却依然随国际行情而暴涨、摸高突破1000元/吨，显然绝非供需关系的合理体现，市场已失灵。

2021年同类电荒重演，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为国内煤价脱离成本、放飞自我再次提供了机会与借口，国内电煤价格与国际走势的起步时间、过顶时间、涨价幅度，甚至降价幅度均呈现高度的随动特征、亦步亦趋：6月底7月上国际煤炭代表性的理查兹/欧洲三港等开始持续上涨，秦皇岛典型煤价则经7-8月份盘整酝酿、8月18日左右（支撑过夏季高峰之后）开始不可遏制地冲击尖峰；至9月底10月初理查兹/欧洲三港等煤价相继到顶，历时3个月分别上涨了2.4-2.8倍，秦皇岛典型煤价则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10月18日左右到顶、冲顶拔尖2个月上涨了大约2.5倍；而从顶峰下降至今，理查兹/欧洲三港等已下跌了41-55%不等，秦皇岛典型煤价则下降了约58%，经历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过山车行情。另外，7-8月平均火力发电量5204亿千瓦时的用煤高峰期尚未出现电荒，9-10月平均火力发电量4348亿千瓦时的用煤低谷期却出现大面积电荒，这是不正常的，从2020年煤炭均价577元/吨飞涨到摸高2600元/吨，这是市场失灵情况下明显背离供需关系的“哄抬”。

由此，脱离成本+背离供需，煤炭暴利具有显著的不合理性。

煤炭暴利的不正当性

煤炭，安睡于地下是资源，经开采洗选是商品。买设备、雇工人等各种成本投入，所得回报即为合理利润。但这种没有任何成本支撑、仅是追随国际行情而坐地起价，则属于典型的资源溢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矿藏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则此资源溢价，不仅不应由煤炭企业占有，甚至不应由当地政府独占，而理应由中央政府代表全体国民来行使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如果仅是小幅波动、小额溢价，也许尚可由煤炭企业及当地政府自行掌握，但当此笔财富达到千亿、万亿规模时，则显然有必要依据宪法来处理。特别是2008、2021年两次出现这样大规模资源溢价的同时，都出现了电厂亏损、大范围电荒、国民福利与国家经济秩序受到严重损害，因此这种煤炭暴利的本质就是对于资源溢价的不当侵占——而这笔溢价恰是需要拿来补贴补偿补救下游企业及广大消费者的，而绝不能成为个别企业、个别行业、个别地区的飞来横财。

另外，如果说2008-2012年那轮电荒时，上万亿资源溢价流落于私人煤老板之手，若非专项倒查、已经很难一一追索。那么，历史翻页至2021年，当绝大多数煤炭资源已经由国资国企掌控的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重复那些私人煤老板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的行为？

煤炭暴利的治理策略

综合前述，从2008到2021年，两次典型且类似的煤炭暴利事件，均具有显著的不正常性、不合理性、不正当性，并由此引发电荒造成巨大社会损失与影响。而重复出现这样的暴利事件，首先在于观念上，从普通百姓到中央政府，对于资源溢价仍缺乏应有的认识；其次在于体制上，对于资源溢价既没有有意识的行使权力、善加运用，对于相关损失方也缺乏应有的补贴补偿补救，更缺乏应对危机的杀伐决断。时至今日，很多涉煤主体对于本轮电荒依然像闯祸的孩子一样“一脸无辜”，仍将煤价从577元/吨飞涨到摸高2600元/吨视为一种正常市场行为，甚至还在惦记着“以短期冲高2600，换取长协调价涨价”“因曾到达过2600，降到1000也算做奉献”“电价涨20%、煤价也要追着涨20%”等。

当然，在我国现有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在电煤-煤电产业现有格局下，这类煤炭暴利其实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得到有效治理的。其主要策略可以包括：

一是近期抑制暴利、应对电荒最合理、最简捷、最有效的对策，就是旗帜鲜明要求煤炭国企履行责任，作为政治任务，一周之内将煤价直接回归2020年水平。

二是对于2021年已经出现的3000亿规模煤炭暴利，向涉煤主体收取暴利税或特别收益金，转而由中央政府有差别地补贴下游企业及消费者。

三是对于9-10月间抬价、限产、囤积、炒作的行为，对于煤炭国企人员与销售、储运、期货证券、数据分析等机构合谋串联、利益输送、亲友关联等情况，开展专项整治。

四是与2008及2021年类似的国际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概率将更频繁地出现，在传统产能产量管制的基础上，应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监测，设置异常评判指标，及时出手管控价格异动。

五是目前535元/吨（可浮动）的长协指导价恰是煤-电产业均衡点，应进一步扩大长协覆盖范围，同时加强煤-电双向的履约监管、巩固煤电协同。

六是随着低碳化发展，对于越来越多趋向于储备性、调节性、应急性、兜底性资源、产能、设施角色定位的煤电-电煤企业，应提供容量（产能）补偿机制，并及时调整经营考核模式。

总之，2021年，当我们再次面对与2008年高度类似的外来冲击，电荒的历史不应再重演，至少绝不应再拖延5年，中国完全可以充分发挥煤炭资源+国有煤企+党的领导这三大优势，完全可以做到不涨或少涨煤价，完全可以尽力避免电荒。煤炭不是铁矿石，中国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政治基础，完全可以像俄罗斯一样控制住（气价）煤价-电价，完全可以像应对新冠疫情一样“风景独好”，完全可以不像印度一样陷入煤贵电缺的窘境，完全可以借本次国际危机进一步扩大中国制造的优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