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信息化与城市化双重叠加下的舆情治理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学术性的探讨了信息化和城市化双重浪潮叠加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最近“丰县八孩锁链母亲”事件引发热议，甚至在整个社会造成了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而让人诧异的是，官方三次公布事件调查真相，说法都不一样，更加增大了公众的质疑。有人说徐州丰县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这样的事件可能永不见天日。因此，在信息化浪潮之下，基于自媒体的“围观”真的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

媒体多元化、媒体自治，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当然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噪音和喧哗。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大众表达自己、释放情绪的重要空间，它正在为渐进式的社会治理改革做出重大的贡献。通过围观，即使仅仅是围观，让每一个个体的声音都发表出来，让每一个光明的或黑暗的角落让大家都看见，这才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真正体现。

本文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高玮，原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互联网塑造的零边际社会，正在重塑中国这个具有超级规模效应的大国经济“国运”。从技术形态上，信息技术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并非一个非常理想的公共空间，信息和内容因为被严格管制处于半垄断状态，谣言“自甄别”能力严重缺失。

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没有经过知识和真相过滤的“标题党”和假新闻一浪高过一浪；“乌合之众”和“狂热分子”的羊群行为模式，隐藏着个体理性的丧失和集体行动的狂热，在群体主义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广场”上的波涛汹涌，其深层原因还来自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快速的城市化浪潮，当农耕文明分散的村落生产和小农家庭作业模式，快速积聚到城市空间的时候，公民身份形成的是另一种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模式。

一方面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虽然赋予了人们钢筋混凝土式的现代生活空间，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人们对公共社会的理解和对市民身份的再确认，这为中国新时代面向城市为主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生活参与感和信息知情权的失落，使得民众对基于新媒体传播模式下的碎片化和标题党式的信息更为敏感，也更为情绪多变和激愤焦虑，甚至可能是“塔西佗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于是在舆情事件频繁发生的当下，政府如何主动应对舆论浪潮的挑战，建立更加富有场景性和理性导向的语言体系和传播界面，保持公共治理能力在快速的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与时俱进，丰富和扩大公民信息和话语生活的参与形式，将是推进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研究当前信息化、城市化进程对我国舆情社会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新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初步框架，在当前形势下具有较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键词：信息时代 集体行为逻辑 城市化 塔西佗陷阱

“人们越是无知，他们的意见就越是过激。”——肯．福莱特［1］

今年的夏天如同它的天气一样，热浪滚滚中人心焦躁不安。

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唱衰中国资本市场论调引发全民焦虑，经济学者对贸易形势相继发表分析文章篇篇成为爆文，舆论热议“修昔底德陷阱”；

7月21日，自媒体文《疫苗之王》出世，再次引爆舆论场。短短一周内，仅“疫苗”相关微信文章就产生了589篇10W＋席卷朋友圈，不仅打穿了舆论，还打爆了股价；

8月24日，温州乐清，一名20岁女孩乘坐滴滴顺风车过程中被司机杀害，此时距离滴滴顺风车上一起死亡事件仅110天，滴滴在国内的公众形象一时滑落谷底。而随着互联网对事件的进一步传播，网民义愤填膺，滴滴人人喊打；

8月27日，江苏昆山，人称“龙哥”的宝马车主，在试图挥刀攻击一位电动车主时，因不慎丢刀而被后者捡刀反杀。记录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杀视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千万人观看转发，并引发了一场孰是孰非的社会大辩论，网友们齐齐声援电动车主，抵制街头霸凌。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感叹，在技术赋予的新传播手段下，信息的扩散像大海一样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在困惑迷茫时传播知识，在真相缺失后不惮质疑，在阴云迷雾中揭露真相，这是互联网时代下自媒体的正能量。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在声势浩大的滚滚浪潮中，可能更倾向于夺眼球的标题党、碎片化的檄文和情绪化的声讨。信息零边际成本的社会里，最容易消费的，一是焦虑，二是义愤。如果群众情绪传染在狂热中听不到或不愿听到理性平静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舆论机构就会成为弱势一方。

另一处值得回味的事件发生在资本市场上。正当社会大众沉浸在信息浪潮的波涛汹涌中感受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威力的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社交媒体大佬Facebook却在7月26日发布财报之际股票闪崩，市值一夜蒸发1500亿美元，跌出两个百度、三个京东，一个蚂蚁金服。其“泄密门”更是引发民众担忧。有评论称Facebook、Twitter 和YouTube 已经是当下的数字武器贩子了，“它们武装了社交媒体，武装了《第一修正案》，武装了公民言论，最重要的是，给政治加上了武装。”［2］

扎克伯格的那句“Facebook其实是一种公共事业”尚话音未落，就被冷漠的现实扼住了咽喉，掐断了声音——Facebook 面临的，也是硅谷所有社交媒体大佬们面对的共同困境：在维持企业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该如何推进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建立？

这更给“技术乐观派”们带来了一系列反思。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周围的声音变得如此聒噪？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公共事件背后，一个个歇斯底里的刨根指责下，一个个汹涌澎湃又迅速消弭的舆论争端中，任由那些自由的声音此起彼伏，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背后是机遇还是危机？它对治理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舆情浪潮下的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