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危机将更加频发？专家：能源转型要更加务实

全球能源市场近期出现的剧烈价格波动，引发“第四次能源危机”恐将来临的广泛担忧。不少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多国在开展能源转型时缺乏正确的过渡政策。

相关分析人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能源转型是目前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意味着需要减缓能源转型的速度，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储能、运输技术投资，构建稳定的能源供应系统。为降低能源危机风险，开展能源转型时需要更加务实，以保障相对稳定的能源供应为前提，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

“增强可再生能源储能能力是关键”

新京报：如何看待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出现的剧烈价格波动？其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否和能源转型有关？

张达：我认为近期能源市场波动在短期内有一定影响，但并不会达到类似以往“石油危机”的严重程度。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出现的能源问题，其实是“各家有各家的不幸”，背后的原因很不一样。对于我国各地出现的限电事件，虽然部分地方与能耗双控有一定关联，但这一因素所占比例是很小的。

这次限电事件主要还是反映出电力市场的“价格倒挂机制”存在问题，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煤炭价格由于供给受到限制涨得太快，而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受管制，导致煤炭发电出现明显亏损，电力供给端出现问题。当然国内能源市场也受到国际环境的一定影响，全球在疫情浪潮过后出现经济相对过热，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蒂埃里·布罗斯：价格波动在市场机制中很常见，而此次能源市场价格波动，能源转型确实是背后的原因之一，其加剧了波动性并将能源价格推至创纪录水平。

理查德·戴维斯：近期世界各地能源价格的波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教训，表明在现代经济高度关联的情况下，仍对化石燃料持续依赖是不可取的。

在英国，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几家能源公司资不抵债而倒闭，也使企业和家庭必须负担更高的能源价格。能源价格波动将损害供应链的各个部分，从能源供应商到企业，再到普通的家庭用电消费者。

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经济学家，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教授，曾任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经济学人》主编。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在从传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未来可能会更频繁地出现能源危机，你对此怎么看？

张达：在我看来，能源供应安全上，未来不会出现长时间持续的供应问题，不会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明显影响。但为了建立新型电力系统，实现从旧到新的能源转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短期的问题和挑战，和目前类似的能源市场波动现象，未来可能会再出现。

可再生能源供应由于其自身波动性特点，因此可能导致一些局部的、短期的供应问题。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占其全国电力能源系统的近50%，我国的部分省份也达到这个比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风能、光伏发电一共只占全国电力供应的不到10%。

所以目前看来，可再生能源不会给我国的整体能源安全带来太大问题，但部分省份可能面临一些挑战。这就需要在相关技术发展上投入更多成本，完善储能系统和智能电网技术，保障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

张达，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专家，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受访者供图

理查德·戴维斯：是存在能源危机更频发的风险，但这是可以避免的。随着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供应端的不稳定性会增加，因为风能和太阳能的供应会随季节变化。供应不稳定会导致价格波动，从而引发进一步危机。

应对这一风险的答案在于储能能力的增强。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系统，使得可再生能源能够被更好地储存和运输。良好的储能能帮助我们平稳度过风能、太阳能资源减少的日子，并使一些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也能有稳定的能源保障。

“用合理价格分摊机制降低对普通消费者影响”

新京报：目前在能源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如果出现能源危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具体影响？

理查德·戴维斯：我们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协调性。

能源转型需要一定牺牲，如果一些国家并不打算开展能源转型，另一些国家也会拒绝作出牺牲。因此需要建立一个联合机制确保全球各国遵守承诺、付出行动，就像全球贸易的联合机制一样，世贸组织可以对违反规则的国家进行处罚，在全球能源转型领域也需要建立类似的机制。

能源危机和其他大多数危机一样，对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群影响最大。如果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一些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家庭将陷入财务困境，无法支付供暖等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对于企业而言，能源密集型企业面临的风险最大。能源价格上升推高成本，这些企业会面临裁员或提高商品价格的选择，这也会进一步将高出的成本分摊给消费者。

张达：从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来看，可再生能源并不是完美的，它有清洁低碳这个优点，但也存在稳定性不足的问题。目前相关的储能设施部署成本还很高昂，未来需要相关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下降，使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系统得到大规模部署。

但是，如果短期内没有出现明显的新能源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整个电力系统的成本会被推高，这时就要考虑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依据我国能源政策的一贯思路，最优先考虑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能源转型可能带来的成本提升，应该不会带来民众可以感知到的大的居民电费提升。

“漫长、痛苦的能源转型中，我们需要更加务实”

新京报：怎样在“能源供应稳定”和“能源转型、可持续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理查德·戴维斯：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含有某种权衡。在能源领域，为了应对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不稳定和其催生的价格波动，我们需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捕集、储存和运输技术的投资。

另外，正如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如购买长期期权，来缓解化石能源价格的波动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构建强有力的针对可再生能源价格波动的防御机制。

相反，为避免出现能源危机而减缓能源转型进程是不可取的。减缓能源转型进程的代价将是气候变化加剧，而这会进一步使可再生能源供应变得更不稳定。

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停止和减缓能源转型，而是需要增加投资，以提升相关技术，建立保障系统以保护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稳定。

蒂埃里·布罗斯：在减少排放和提供更多能源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目前全球的一致目标仍是减少排放，但我们需要更加务实。

我们需要在主要发展绿色清洁燃料的同时，也利用各种类型的燃料，不能像欧洲目前所做的那样将许多燃料排除在外。

能源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应对。如果应对不力，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蒂埃里·布罗斯（Thierry Bros），能源专家，巴黎政治大学教授，欧盟-俄罗斯天然气咨询委员会（GAC）成员，曾任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高级油气专家。受访者供图

张达：中国能源转型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进展。在2019年，全国煤炭消费量占全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下降到57%左右。未来还会延续这一积极快速的转型，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全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超过80%。

以电力系统为例，其向新能源转型的趋势非常明显，化石能源发电占比近年来也有明显下降。我们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90%左右。

对于能源转型之下如何保障能源供应稳定，近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特别强调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能源转型过程中，要“先立后破”，以保障安全稳定的能源供应为前提，保证民众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