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大战⑧：气候流氓

“碳排放大战”正在全球如火如荼推进，很遗憾，大战中出现不少“流氓”，统称“气候流氓”。

丁仲礼院士曾说过，谈碳排放权不考虑人均和历史，就是“耍流氓”。

何为“气候流氓”？就是打着气候之名“耍流氓”，使用各种手段损害其他主体利益。“气候流氓”不仅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组织，甚至是国家。

流氓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流氓”有几类，一是有知识的“流氓”，以科学的名义“耍流氓”；二是有权力的“流氓”，动用公权力“耍流氓”；三是有武器的“流氓”，通过武力“耍流氓”。

一、 饱受争议的“气候流氓”

2021 年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出其不意地宣布，印度将争取在 2070 年实现碳中和，但前提条件是发达国家需要提供 1 万亿美元，支持印度各行各业进行碳减排。同时，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坚持煤炭的未来，不是退出（phaseout），而是降低（phase down）。

在气候问题上，莫迪及其谈判团队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有区别”的责任，而不是仅仅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碳的“共同”责任，在国内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也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赞扬。但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碳排放国，并且碳排放还在节节升高，在气候分子及绿派组织看来，就是“狮子大开口”的“流氓”行径。

发达国家是否有可能支持印度 1万亿美元，用于碳减排吗？显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按照莫迪的逻辑，发达国家 1万亿美元支持不到位，印度是不可能实现碳中和的。也就是说，印度无法实现碳中和，甚至无法开始减排，责任不在印度，而是在发达国家。

全球碳减排的国别责任，莫迪推得干干净净，气候分子送其一个美名：“气候流氓”。

这个“气候流氓”饱受争议，见仁见智。可以判断的是，莫迪这个“气候流氓”是当定了。

二、 明敲实诈的“气候流氓”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的第一天就急切地宣布重回“巴黎气候协议”，上任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就是 2021年 4月 22日召集的“全球气候峰会”，并以世界领袖的身份带领庞大的美国代表团亲自出席并主导 11月于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风采无双。

不得不说，拜登总统对全球气候问题重视有加，也期待在“绿色新政”方面大有作为，重新定义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

然而，就“有区别”的气候责任，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拜登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大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并积极怂恿全球金融机构停止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能源的投融资支持。

对中国更是特别关注，一年内两次派气候特使克里来华，施压碳减排。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例如华为、中芯国际、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单位产出的能耗及碳排放相对较低，技术升级及高质量发展正是中国努力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举措，然而，拜登继承特朗普的大棒，以各种名义继续增加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阻碍中国转型升级。

接收全球，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三高”产业转移，并积极配套，中国累积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但这些“三高”制造业，在美欧联合挤压下，都需要大规模减碳。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减碳就意味着中国大批制造业停工停产。

另外，以所谓“人权”名义，制裁新疆关联的硅料企业，直接给光伏制造业带来负面影响，而中国的光伏制造业不仅为中国能源转型服务，更为全球能源低碳化制造出更经济、更有效率的光伏产品。

一手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手阻止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同时限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并在全球限制、孤立、围堵中国，在拜登的字典里，中国的未来就得停滞，中国的发展就得倒退。我们想知道，拜登是真正关心气候，还是以气候之名“耍流氓”？

仰仗政治、经济、技术及武力的全球霸主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拜登的“流氓”行径暴露无遗。

三、 转嫁矛盾的“气候流氓”

在气候问题上，欧盟似乎一直是“好榜样”，少数欧盟国家甚至带头立法，坚定不移地推进碳中和的进程。

欧盟国家的“三高”产业大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其经济发展已经与碳排放脱钩，而且新能源产业优势明显，拟定 2050年碳中和具有充足的技术基础和经济实力。

相比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靠传统能源，而且经济增长面临资金、技术和能源等制约，欧盟伙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能源投资大加指责，并一同制定限制规则。

特别的是，欧盟主动发起“碳边境调节税”，从 2023年起，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一方面，指定代理人核查、检验所有进口商品生产链条上的碳排放，对全球产业链碳排放定标准、定指标、定要求，实现对产业链的制约和控制，另一方面，加剧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而自身从关税中坐收渔利。

考虑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艰难，欧盟应该实施“碳消费税”，就含碳量征收消费税。“碳消费税”大多转移给消费者，将加大消费者的直接成本，导致消费者福利下降，从而可能引发对政府不满，所以欧盟急于将内部矛盾转移给出口国家，增加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成本。如此，发展中国家将出口萎缩，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下滑，民众矛盾升温。

中国作为欧盟中低端商品的第一大出口国，所受负面影响甚大，欧盟将可能引发的气候矛盾直接转移给出口国。

针对中国，欧盟大多数国家已经取消中国在 WTO 的优惠国待遇。

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密谋，将中国列为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是没有份的。

反之，中国作为“发达国家”一份子，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支持，甚至得承担 30%的责任（中国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比重约 30%）。

欧盟在气候问题上，急于转嫁矛盾，并对中国“恩威并用”，大“耍流氓”。

四、 不明是非的“气候流氓”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传统能源，也就是说，在长期内，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完全正相关。控制碳排放，就必须控制传统能源的消耗，经济就得停滞，民生就难以保障，继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组织，特别是智库，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指导国家尽快绿色转型，尽快减排，尽快升级，规划与其能源结构、经济基础和发展模式不相匹配甚至矛盾的减碳目标和路径。一些地方政府，更是不切实际，在没有低碳资源、足够投资和技术实力情况下，匆忙决策，一窝蜂、一刀切，利用公权力，关停并转耗能较高的中小企业，对高耗能企业拉闸限电，导致企业艰难、经济停滞、失业增加、民怨载道。

如果他们不明是非，不知其中利害，就只是不明是非的“气候流氓”。如果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那就是货真价实、出卖人民利益的“气候流氓”。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要谨防内部的“气候流氓”。

在全球碳排放问题上，中国虽然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也是最大的减排贡献者。中国承担了全球中低端的制造责任，特别是“三高”产业，换取了全球碳排放的减速。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应该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一方面通过技术升级、高质量发展，尽快节能减污降碳，另一方面，中国性价比高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制造、建设和运维能力，可以为发展

中国家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多快好省的一揽子支持，能够为全球碳中和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承担了全球碳减排最大的责任，而且也作出了积极承诺，期待欧美国家不再继续“耍流氓”，为中国的发展和减排创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